两会视点

  一家辽宁企业的董事长正深受“园区同质化”之困：在阜新同一园区内，各家企业都在做该公司一手开发的主导产品，同质化严重，由此造成的恶性竞争，导致产品价格快速下滑，“不仅使我们的业绩出现断崖式下降，也直接影响到公司上市进程”。

  旨在孵化高科技产业而建立的科技园区，正借力“双创”东风积极转型，并焕发出勃勃生机。以大学园区为例，最新数据显示，目前有115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获得认定，15年激增4倍，在孵企业共15431家，累计转化科技成果近万项。不过，伴随高速发展，各类园区同质化、空心化、平台功能弱化等现象也开始凸显。

  “园区内同质化竞争是很正常的现象。”贵州省科技厅厅长廖飞代表做过县委书记和州长，也搞过园区，“设计一个园区，事先想好这个板块做什么，那个板块做什么，是很理想化的，但实际操作中很难”。他的做法是，“做园区，我不定龙头，谁活得下来谁就是龙头，这是由市场而不是‘市长’决定的”。

  “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。”这几年，西南交大大学科技园副总经理康凯宁每年都要到国内各大园区调研、学习，他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园区之间的同质化，“一个园区在某一方向上深耕多年，积累很多核心技术，也有很好的品牌形象，在这个市场上就有比较优势。但现实是，我国各地园区发展科技产业的时候，并没有形成长期积累的比较优势，只能拼劳动力、土地、资源这三个传统要素，一说搞什么热，全国各地的产业园区都是一拥而上，最后只能奔向同质化”。

  站在政府层面上，廖飞认为，第一，从顶层设计上来讲，很多地方同质化是因为达不到政府当初规划的想法，而这些规划未必符合实际；第二，园区“同质化”跟产能过剩根源相同，那就是创新力不足，“说白了你能干的别人也能干，别人干不了的你也干不出来”。

  让辽宁那家公司头疼的是：“恶性竞争导致产品不断降价，与去年同期利润相比损失2500万左右，且仍在持续下滑。”

  康凯宁认为，市场竞争有两种，如果只能生产低端产品，大家竞相杀价，那么资本收益率都很低，这是同业竞争；另一种是政府有意识调整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，让大家能够发挥各自的科技比较优势，这是差异化竞争。在采访中，有代表表示，产业发展讲求集群效应，就是先做大，后做强；大，意味着千军万马，竞争激烈；强，意味着大浪淘沙，强者屹立。没有前者，就没有后者。

  “不打价格战，你得有不打价格战的本钱，像华为，研发已经进入‘无人区’，无可取代，谁去跟他打价格战？”廖飞认为，同园区企业间的竞争，政府要做的就是引导不主导，作为不缺位，企业只要符合政府的政策，或者是财政税收都到位，都应该一视同仁。

  “必须想办法找出比较优势来，从拼资源转移到拼技术上来，这样，‘同质化’才会退潮。”康凯宁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