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报讯（记者刘莉）“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，与技术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对经济和社会活动带来越来越大的直接影响，人们对科学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往往寄予过高期望，常常过度要求科学获得即时效益，从而妨碍对真理的追求。”9月8日在此间开幕的第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上，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直言社会上的功利科学观。

　　韩启德认为，功利科学观屏蔽了科学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价值，甚至使科学沦为技术的附庸，带来行政对科学的过度干预和学术自主的丧失。坚持追求真理为核心的科学精神，需要克服功利主义的科学观。“这是我们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，需要注意的另一方面。”

　　在以“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”为主题的致辞中，韩启德特别谈到，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对真理的执著追求。但中国文化“重关系而轻确定性”的传统给中国科学发展带来特殊的挑战。

　　他说，现代科学要求对一定范畴内事物运动的规律得到固定不变的答案，并使用数学模型做出定量表述。对这种确定性的追求，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特性，也是现代科学的威力和魅力所在。从牛顿用三大定律描述力与运动的现象，到爱因斯坦用确定性的公式否定经典力学，再到当今科学家靠确切数据寻找“上帝粒子”，现代科学就是在追求确定性的道路上不断开拓前进的。神九天宫交会对接，一定要精确计算，来不得半点模糊，人们为之惊叹的不仅是国家科技实力的跃升，更是对“精确”科学的由衷认可和肯定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追求确定性。中国哲学认为一切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之中，没有关系就不存在事物，所以中国传统学术重在观察和研究整体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，这无疑有其优越性，并为中国文明带来近两千年无与伦比的繁荣和发达。但由于复杂系统中关系的边界难以确定，古人认为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；“名可名，非常名”，只有从“常无”中才能“观其妙”，而从“常有”中只能“观其徼”。因而中国人讲究意会，讲究在模糊中达到平衡，对确定性缺乏追求，对数据存在的天然淡漠，这些又是与现代科学有冲突的。韩启德希望中国学术界在坚持传统整体观和辩证观的同时，能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的长处，努力追求范畴内的确定性，融合中西之长。

　　“科技工作者聚在一起时，常常会忧虑当前社会科学精神的不足，常常希望政府能采取这样或那样更有效的措施，也时时会发一些牢骚。”韩启德说，这都能理解，但光是提出批评意见，光是空谈大道理，其实是一种偷懒和逃避的做法。批评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应该拿出积极的建设态度，从我做起，带头践行科学精神，我们自己做好了，尽到了最大的努力，全社会才有希望。

　　他借用梁启超先生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名言勉励中国科技工作者。“中国好不好，责任不在那些宏大的概念上，在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；中国的科学昌明不昌明，责任也不在别处，在我们每一位科技工作者身上。推动中国的进步，振兴中国的科技事业，都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！这努力也许是微小的、平凡的，却一定是向上的、向着光明的。请大家相信，‘功不唐捐’，只要我们无怨无悔地奋斗了，历史就不会忘记！”